你们还拽个屁~~~2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三十周年纪念讲座
中国学者：中国可借鉴新加坡经验 以改善执政和领导能力

　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从早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到近年来对我国的执政党模式也深感兴趣。几名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可从人民行动党如何招揽精英人才、基层组织的运作及政府与社会密切联系等多方面向新加坡借鉴，以达到改善执政和领导能力的目标。

　　东南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昨天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三十周年纪念讲座”上，深入分析讨论新中两国的政治模式及学习目标。
　　郑永年指出，行动党从社会各领域广泛吸纳顶尖人才，为人民服务，是确保其政治体系向社会保持开放的一个重要因素。反之中国共产党主要依赖从内部体系培养精英，较可能产生官僚型官员，也使得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不足。
　　“（新加坡的）这些人才因为来自社会各方面，能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社会的各方面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进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保存权力不变质的有效方法。”
　　他也提出，执政党必须同社会和人民有直接的密切关联，才能有效代表人民的利益。在我国，行动党议员定期接见选民，倾听民意和协助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但在中国，党代表和政协并没有同社会连接的机制，因此难以贴近基层，建立权威。
　　新加坡因为长期由行动党执政，因此经常被形容为威权主义体系。对此，郑永年认为，集权本身并不是个价值判断，“也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同时，民主的定义也不完全是多党竞争。
民主本质是竞争
不是政党的数量
　　他认为，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权力可以集中，但关键在于保证掌握权力者，必须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
　　中国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也启动了新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外交关系。
　　黄卫平教授指出，新加坡除了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供中国学习和借鉴，它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有所影响。
　　他说，新加坡执政党不存在意识形态，而是凡事以“行得通”为首要指导原则，随时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而中国领导人在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三次提出“思想解放”，两者之间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
　　黄卫平说，中国改革的本质从来不是单纯从经济社会着手，也包含政治改革的部分，但实际操作却“极其谨慎，因为这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族群的分裂和冲突，必须充分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关系。”
　　积极研究新加坡发展模式的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教授生动概括了中国为什么重视新加坡的原因，以及新加坡模式的可取之处，包括两国当时的领导人，即邓小平和现内阁资政李光耀的思想相近、两党具有共同以东方传统为基础的价值观、新加坡有良好法治等。展望未来，他相信新中的关系将更密切，更期待两国能携手共谱“龙狮共舞”的时代，共同为世界提供增值。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三十周年纪念讲座”由新加坡中国商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陈嘉庚国际学会及新中友好协会联合主办，在场约450名学者、专业人员和学生也热烈参与讨论。一名与会者提问说，吕元礼对新加坡制度的高度赞颂让他“受宠若惊”，并指出本地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感到非常苦闷、压抑，他想知道我国社会如何能有更开放和思想活泼的空间。
　　吕元礼指出，新加坡体制包含三大元素，分别为要坚守如诚实廉洁、多元种族等永恒价值观念的“天道”、与时并进，脚踏实地的“地道”，以及顺应民心的“人道”。前两者已经做得很好，但在“人道”方面还有完善的空间。
　　他将此套有别于西方民主的模式称为“王道模式”，而“新加坡可以为世界和中国贡献这样的一个模式。”

《联合早报》